秋季的广西气候宜人，漓江的碧波在阳光的映衬下分外多姿。就在这秋风送爽的季节里，一批文人雅士从祖国各地汇集山青水秀的桂林城，
11月8日--12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在广西桂林召开。本次会议由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承办。张炯、朱寨、刘锡诚、来春刚、白烨、孟繁华等人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160多名从事当代文学研究、教学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年会的主题为"21世纪文学的新格局与新走向"。
具体包括全球化与文学的民族性、市场经济背景下文学的走向、新传媒手段与文学、近年来文学现状分析等问题。
大会上，白烨研究员就文坛"严肃文学""大众文学""网络写作"三大领域的关系作了发言。陈美兰教授指出当代文学研究应在西方文化的参照系中追寻自我的历史个性。孟繁华研究员对"中产阶级话语"进行了阐述。刘锡诚、汤吉夫、杨匡汉、张柠等人亦就近年来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相关问题发表了看法。
在分组讨论中，各组就新媒体技术对文学的影响、文学的新格局、全球化与民族性的关系、文学史的写法、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同时，还涉及了网络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女性文学、儿童文学等当前的热点话题。充分显示了当代文学走在时代潮流前端的特色以及研究者们开阔的视野和敏锐的感受力。接下来的大会中，各小组代表蒋原伦、金岱、刘思谦、徐肖楠等人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会议评出了
"2000--2001年度当代文学优秀成果奖"共15项。由金汉主编，金汉、王新民等人著的《中国当代分体文学史丛书》（四部）等共19部专著获奖。
这次大会还就"朱寨同志80寿辰暨从事文学活动60周年"举行了简短的庆祝仪式。当代文研会常务副会长白烨受研究会委托致贺辞，广西师大中文系研究生代表向朱寨同志献花。朱寨表示：给他的这种荣誉实际应当看作是对党的文艺政策的敬意。他愿意借这个机会，把此荣誉作为向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的献礼。
三天的会议分别在广西师大分部、本部以及有"艺术梦境"之称的大型公益雕塑园区--愚自乐园举行。会后，承办单位还组织与会代表参观了桂林如画的山水和阳朔等地优美的自然及人文景观。
许苗苗
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承办，漓江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
愚自乐园、三元及第大酒楼、雁山区政府协办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12届年会，11月8日至
13日在桂林举行。本届年会历时5天，张炯、朱寨、陈美兰、白烨、吴思敬、杨匡汉、孟繁华
、吴义勤、蒋原伦、刘思谦、程文超、张柠等来自全国各地的180余名老中青学者就中国当代
文学面临的全球化语境等的各种问题进行了研讨。白烨、陈美兰、孟繁华、张柠、程文超等先
后在大会上做学术发言。白烨研究员以《文学三大领域的形成与运动》为题，指出因为市场化
、商业化的渗透与冲击，更因为社会生活和文化环境的深层次变异，使得目前的文学和文坛形
成了“以期刊为阵地的严肃文学在坚守”、“以出版为依托的大众文学在兴起”、“以网络为
媒介的网络写作在崛起”三大领域。除9日进行小组讨论之外。其余8、10日均为大会发言。最
后两天专家学者们畅游了漓江及优美的桂林名景。家住桂林的著名作家鬼子也忙里抽空参加了
小组会议第三组的座谈会。
在开幕会上，广西师大党委书记黄介山代表承办单位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为全国性的学术团体，由全国从事当代文学教学、研究、评论、编辑
等工作的专业人员自愿组成，为非营利性的民间社会组织。其主要工作是开展当代文学的研究
活动，促进当代文学的学术交流，推进当代文学的研究、教学和评论的水平，为发展和繁荣社
会主义的文学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其每两年举行一次年会，自1979年开始，至今已共举办了
12届年会。
（甘谷列/报道）
以下简报由甘谷列提供，多谢！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简报
（大会简报组 2002年11月8日 第一期）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正式开幕
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承办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二届年
会，于2002年11月8日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隆重召开。
大会由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吴思敬主持，本届大会秘书长、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姚代亮
教授介绍与会来宾。在主席台就座的有：张炯、朱寨、刘锡诚、黄介山、杨匡汉、吴思敬、陈
美兰、白烨、邾容、来春刚、孟繁华、王振亚、周晓风、姚代亮等。来自全国各地的160多名
代表与会。
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致开幕词，他回顾了学会创立23年以来所走过的道路，
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在这些年里，及时敏锐而深入地表现了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同时，当代文
学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坚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坚持“二为”方针和“双百”方针，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黄介山代表承办单位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首先祝贺本届年会在
广西师大召开，并且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广西师大近年的建设与发展。
在开幕式上，本届还就“朱寨先生80寿辰暨从事文学活动60周年，”举行了简短的仪式。
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白烨受研究会委托致贺辞（全文附后），广西师大中文系研究生代表向朱寨
同志献花。朱寨先生激动而诚恳地表示，大会给予他的这种荣誉让他十分不安，作为一个文艺
战线的老兵，作为一个从延安走过来的人，今天对他的这种赞誉其实应当看作是对党的文艺政
策的敬意。他表示愿意借这个机会，把这个荣誉作为向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的献礼。
开幕式结束后，即由杨匡汉主持，进行大会发言。
白烨研究员以《文学三大领域的形成与运动》为题，就当前文学格局的新变动发表了自己
的看法。他认为，因为市场化、商业化的渗透与冲击，更因为社会生活和文化环境的深层次变
异，使得社会生活中的求实风尚、消费时尚和写作中的个人表现，由文学的后台走到文学的前
台。这种动因便造成了文学格局的明显变异，文学中的三大领域由此形成。
他指出，目前的文学和文坛，已初步形成了“以期刊为阵地的严肃文学在坚守”、“以出
版为依托的大众文学在兴起”、“以网络为媒介的网络写作在崛起”三大领域。这三大领域彼
此分离又互相联系。联系它们的，有商业性因素，也有文学性因素；在某些方面，还有一定的
互动。这样的一个结果，使得文学现象错综复杂，又使文学的民间空间愈来愈大。他认为，在
这种“乱花迷眼”又“乱花飞渡”的情形下，加强当代文学研究和当下的文学批评非常重要。
而这在现在恰恰是比较薄弱的，这值得当代文学界认真反思与反省。
陈美兰教授以《当代文学研究中对文学“历史个性”的追寻》为题指出，近20多年来，我
们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建立了一个新的参照系，这就是以西方文学、
西方文化思潮作参照，以此来总结、阐释中国文学发展的新态势、新特点。这种研究无疑给我
们带来了一种新的视野，一些新的认知，但也应看到，对这种参照的过份的单一性依赖，事实
上已经造成了我们对中国近百年文学的一种非事实性的认识，如将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的演进，
纳入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西方模式；将中国的现代小说判断为“次生型”
的小说；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解释为历史断裂的生成物，还有把我们一些文化守成观念，
等同于西方的审美现代性；等等。今天，我们有必要对这种在西方文学参照系的影响下所获得
的“结论”作出新的反思。
应该看到，以西方文学作参照系来总结中国文学与从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作参照系
来总结中国文学，会形成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前者容易导致重于去寻找与西方文学的历史共
性，而后者则会重于认识中国文学的历史个性。在今天全球化的趋势下，我认为我们对中国文
学的研究要有“自我显现”的自信。
全球化、现代化与民族性、文学的“历史个性”，我认为并不会形成悖论。因为今天对民
族性、历史个性的强调和显现，恰恰是在现代性的意识层次上来思考的，突现个性，这是现代
性的重要特征。
西方的史学界在民族多元论和民族差异说的现代理念的支配下，也正在从单一的大历史叙
述到诸多历史叙述的追寻。我们中国的文学研究者，要有理由去对自己文学发展的“历史个性
”作出认真的思考，作出富有新创性的揭示，尽管，这是个艰苦的过程。
孟繁华研究员以《中产阶级语话的建立与扩张》为题，指出“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在20世
纪的历史叙述中，是一个使用频率很低的概念，这与中国的“中产阶级”在20世纪独特的历史
处境中难以发展壮大有关。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的中产阶级是否已经形成可能还是个问题，
但中产阶级趣味在文化市场和大众传媒上被大肆张扬，成为大众文化中的最大时尚。
中产阶级由于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唯命是听、俯首贴耳的品格。在现代
性的过程中，当批判性资源日益被消耗的情况下，中产阶级的趣味和品格为这一状况雪上加霜
。因此，中产阶级作为生存目标没有错误，但对中产阶级的趣味必须充满警惕。
————
附：朱寨先生八十寿辰暨从事文学活动六十周年贺辞
2003年，是我会第二任会长、著名当代文学研究专家朱寨先生诞辰80周年、从事文学活动
60周年。按中国人虚岁的传统习惯，我们借12届年会之机，在这里向他的八十寿辰和从事文学
活动60周年衷心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朱寨先生1923年生于山东平原县，1939年到延安，1940年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4
3年毕业后到鲁艺文艺理论研究室工作，抗战胜利后奔赴东北，曾任嫩江省甘南县县委书记。
后任东北局文艺处处长。1954年调中央宣传部文艺处，1958年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
长期领导当代文学的研究。并担任过文学所党总支书记，学术委员会主任。朱寨先生是中国当
代文学学科最早的创立者之一，是“文革”前全国少数几个以研究当代作家作品为对象的专门
家。在新时期文学兴起之初，朱寨先生在文学的“拔乱反正”和“伤痕文学”的萌生与发展中
，都起到了拓辟道路的推动作用。他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先后主持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思
潮史》、《当代文学新潮》，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石。
朱寨先生是我们研究会的创建者之一。他是研究会第一届副会长，第二届会长，和第三届
名誉会长。20多年来，研究会的工作，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在研究会的建立、建设和发展过
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治学严谨，为人诚恳，在做文和做人两方面都给我们树立了
良好的风范，也给研究会的学术学风建设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作为朱寨先生长期工作过的学术团体，我们从朱寨先生身上获益良多。我们拥有这样一位
德高望重的老会长、正直磊落的老学长，感到由衷地自豪和骄傲。在朱寨先生八十寿辰和从事
文学活动60周年之际，向朱寨先生表示同志般的诚挚的慰问、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祝贺
朱寨先生走过了充实的文学道路，取得了丰硕的文学成果，祝愿朱寨先生身体健康，万事胜意
！更祈望朱寨先生继续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当代文学事业发挥余热，在学术上取得更大贡
献！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2002年11月7日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简报
（大会简报组 2002年11月8日 第二期）
年会举行大会发言（11月8日下午）
11月8日下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12届年会进行了大会发言，陈美兰、邾瑢分别主持
了两段大会发言；周晓风、孟繁华分别就发言做了点评。现将十位专家的发言要点摘编如下。
汤吉夫（天津师大）的发言题目是《只要坚守，就有希望》。他指出，从上世纪90年代开
始，中国文学迅速地走向市场化和商业化，已经成为直接现实。对于这个问题，单单从社会转
型的背景来加以解释还是远远不够的。他以为另外一个潜在的、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在中国作家
自身。中国作家的素质不好。①中国作家（包括评论家）的灵魂深处大都藏有“时刻准备做官
”的幽灵，大都有典型的“幕僚”作风。他们可能很爱文学，但从来不把文学当成信仰。所以
一有机会，就准备逃离。②中国作家大多是具“世俗”心态的聪明人。他们之中极少有对国家
、民族、人类大关怀和大怜悯超越型的思想者。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奔世俗而去。
当然，这不是全部，精神守望者还是有的。他的努力和坚守，让人在为文学的滑落而感叹
之时，略略感到一丝欣慰。
他注意到广西青年作家东西，认为他的《不要问我》，就是一种形而上的思索生命与身份
的分离状态，这正是当下中国（乃至世界）的一种普遍地社会病。东西小说所传达出的思索，
使人联想到了捷克人米兰·昆德拉的某些论断。还举引起他的兴趣的福建作家北村的小说《公
民凯恩》、《周渔的呐喊》和《长征》为例，他认为北村对命运的偶然性、神秘性的探索和表
现，使他的小说具有了人性的、思想的价值。另外，提到天津作家杨显惠，认为他的“夹边沟
叙事”是对一个特殊的年代的反思，正是由于非线性叙事和人性立场，使他的小说有别于先时
的持政治批判立场的同类题材的小说。
最后总结说，我随手举出的几位作家并不是当今文坛最为走红的作家。我的意见无非是说
，即使在商潮汹涌的背景之下，也决不是所有作家都被席卷而去。他们是精神的守望者，当然
他们也是文学的希望。
吴义勤（山东师大）的发言题目是《新生代写作的合法性》。他指出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
坛对“新生代”小说的指责与批评不绝于耳，“欲望写作”、“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
等各种声音都存在着把“新生代”小说妖魔化的趋势。但在他看来，这种态度其实是可疑且值
得反思的。我们对新生代作家及新生代小说武断甚至粗暴的批评，根本就无法掩盖新生代写作
在当下时代的合法性。
就个人而言，他觉得这种合法性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一、“新生代”概念的合法性。“新生代”这个概念近来颇受质疑，有人在争夺发明权，
也有人对其内涵的模糊性不以为然。然而，在他看来，这个概念指称了一个既成的文学事实，
它作为一个宽泛的所指，所牵涉的作品实际上仍是非常清楚的，它就是指9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
所产生的一股新生的文学力量。我们既没有必要纠缠于他们的年龄，也没有必要纠缠于他们的
地域、身份。
二、“新生代”欲望写作和身体写作的合法性。“新生代”的获罪可以说主要是由于其对
“身体”和“欲望”的书写。但这种书写我以为不但不应被诟病，反而是值得称赞的。自五四
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性一直是在两个层面上推进的：一是国家民族的现代性，一是人的现代
性。从显层面上说，人的理性、尊严、人格等话语是人现代性的优先目标；而从隐在层面说，
人的欲望、身体、潜意识则被有意无意地压抑着。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现代性诉求其实一直
未完全实现。新生代作家的“身体叙事”、“欲望叙事”在我看来，正是在对人的身体解放、
感官解放、欲望解放的层次上，丰富了“人”的现代性的话语实践。
三、新生代叙事模式的合法性。与新生代作家对人的现代性话语诉求相联系，新生代作
家在小说叙事模式上也是呈现出了鲜明的特点。这也主要呈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时间叙事模式
向空间叙事模式的转变；二是启蒙叙事传统的逆转。这两种叙事模式都体现了对80年代中期文
学特别是先锋文学的一种反抗。这种反抗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由西方话语向个人话语的转化上
。
荒林（首都师范大学）谈了《文学研究中的“身体问题”》。她认为，当代文学研究对于
身体问题的忽视和漠然，在今天已是学科发展面临的严重问题。
她指出，这里所说的身体问题，与色情概念无关，但承认色情现象是身体问题的外在表现
。为什么那么爱好私部？那么对于“私人写作”怀有一种窥视心理？我们的身体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对待身体的态度如果健康，这些现象都难以想象会成为今天文学中的“热点”。对这个
热点的透视和审看，是发现我们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身体问题的出发点。
从这个点出发，我们所说的“女性身体写作”，也只是此处所说的身体问题的外在表现之
一：为什么我们不得不用身体写作？我们的身体写作是自由奔放的吗？当我们必须面对陈染书
写身体的压抑和自慰，这种女性的身体问题不是我们当代文学必须研究的问题？
当代文学研究一直没有向我们说出身体的问题，而身体的问题其实是人的自我的核心部分
，是身份、位置等一切附属的所在。以身体为衡度，我们的物质处境和精神处境究竟怎么样？
会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当代文学研究有义务和责任言说。而文学文本的成熟丰盈，同样与这
一衡度有直接关系。
我们不缺乏意识形态尺度，我们也并不缺少从外面横移而来的各种方法论，我们却一直忽
视和漠视了一个最基本的维度：身体问题。关注身体不仅是一个现实策略，也是一个哲学高度
——垂直进入生存，直面人的本质和核心。因为我们面临的贾平凹式对于女性身体的病态描写
，苏童式对于性器官的沉迷，并不仅是一个男权思想的问题，从女权主义角度来抨击当下中国
文坛“色情”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它的确不是要害所在。如果说当代文学要研究的是当
代作家作品及当代文学现象，进一步说要研究的就是：文学中的男人和女人，男人和女人的身
体处境（包括物质处境和精神处境），也即做人的处境、人性的状态、人的生活质量、生存的
境遇，在世的际遇……（一些当下男作家的性态度远比中国古代封建士大夫差，这说明什么？
）在这样的角度，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身体问题”既是当务之急，又是永久之计。
说出“身体问题”是一种方法论的解放。身体话语可有效解释50多年当代文学演变，贯穿
压抑与解放的文艺机制与写作、研究环境，串掇当下阅读新生经验，如新生代写作及可持续性
女性写作等（比如张抗抗《作女》对于女性身体的两种自操控状态与命运的不同表达那是一例
）“身体问题”的说出，也是当代文学研究寻找有效话语方式的现实途径与建立共同对话的前
提。最终当然是，突破学科框架的动力。
张柠（广东省作协）从文学的商品化说起，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当代中国社会
转型，文学也越来越有商品化的趋势。传统中作为一种美学自足体的文学作品，也带有明显的
商品秉性。此时，对文学“商品”的分析，仅仅用美学的批评方法，已经远远不够了，必须引
进“商品分析”的方法。同时，文学作为一种特殊“商品”，不但与劳动量、使用价值、交换
价值相关，还与“资本”相关。“文化资本”的运作伴随着信息（符号）传播的一系列复杂过
程。所以，当代文学批评对特殊商品——文学作品——的分析，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新课题
。
杨匡汉（社科院文学所）以《鉴“史”知“今”与以“今”观“史”》为题，谈了他对当
代文学史建设的几点思考。他指出，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最重要的意义价值，体现在解难题
的学术活动中，体现在如何为传统长河增添新质的理论创新中，体现在对创作实践与美学实践
作出并非甜甜蜜蜜而是有批判性的发言中。
学界治“史”成风。当代文学史的相关教材、专书已有六、七十种。在肯定成绩的同时，
也应看到一些局限与欠缺，主要问题出在：平面化移动，低水平重复，宣传性炒作。此外，史
料的忽视也造成研究上实证的贫乏。
在当代文学史的结构上，分期问题仍然可以进一步探讨。通常是按照时代、时期、时段、
社会事件、且有预设性的对文学自身发展加以线性切割。但目前有三种新思路可供讨论：一是
将当代文学史从1942年算起；二是“新时期文学”至世纪末告一段落，目前已进至“新世纪文
学”；三是将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格局联系起来，将“二战”作为重要的分界，中国当代
文学中的“两岸三地”问题也就容易理解与处理了。
当代文学的治“史”，拟遵循“十字方针”：大器、凝重、实证、简约、灵动。切忌“
拣到篮里都是菜”，切忌“排座座，吃果果”，搞“摆平主义”。其实，真正能上“史”的作
家作品，应是：对当代文化/文学有建树的；有连续“高峰”式作品出现的；艺术上高超、能
列入“经典细读”的。而时光老人总是无情的。
对于当代文学史上的“过去”，我们既不能盲目地道德怀旧；也不能搞历史虚无，“一切
从零开始”。辩证地看，总是鉴“史”知“今”和以“今”观“史”的互动。但同时，我愿意
说，当代人的经验、当代人的目光对于治史十分重要。尤其在当今，需要关注和重点研究的文
学问题有：消费时代的文学叙事；历史经验与个人记忆；传统如何之于当代文学；现代性与当
代文学转型；大众传媒与新生代文学；女性叙事学；当代文体学；新移民文学（当代文学的一
种合理延伸）。从某种意义上，把握了“现在”可以更理解“过去”。
体现先进文化、关注当代现实、抓住前沿话题，愿我们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少一些“搬
运工”而多一些“建设者”。
刘锡诚（中国文联研究员）在《关于学科意识的话题》发言中说，近年他花较大精力研究
文化学，文学批评虽然还在做，但相对“边缘化”了。拉开一些距离，或者说从相邻学科看当
代文学批评与研究，明显地感到一些过去感觉不到的问题，主要是当代文学研究从业者的学科
意识普遍薄弱，成为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和学术水平的制约。
第一问题是正常的严肃的文学批评，正在被旨在“炒作”的研讨会所代替，许多水平非常
一般的作品，被“华威先生”们炒得很高；一些没有钱进京开研讨会的作家作品，则常常被批
评界忽略，从而被埋没。这种研讨会应该废止！正常的严肃的批评应予恢复！
第二个问题是时评家与史论家两种角色的混淆。批评家就是时评家，建立在感受、感悟基
础上。时评常常缺乏文学纵向横向的比较。在历史发展中，有些时评将被堙没，一些亮点则组
成文学史的一条约隐约显的光线。现在批评见报见刊率高，有稿费，诱惑力大，许多人趋之若
骛。史家或史论家，相对说，更应冷峻，客观，不能全信时评家的评论，应重视史料、思潮的
重新发掘，过细研究。现在写史的人，往往不肯下功夫，轻信时评家言，甚至抄袭时评家，造
成文学史的水平不高，甚至失信。文学史曲折复杂，作品作家都是在一定关系和环境中的，这
方面下的工夫也缺欠。
第三个问题是从业者功底差，不能贯通文史哲各领域，知识面狭窄。学术规范不被重视。
提出一种观点，引用一种思想，不注出处，轻视前贤，一切从我开始的事，比比皆是。写文章
，写历史，不重视史料研究，不查原著，不注出处，版本错讹，辗转移借。种种种种，导致学
术规范严重被漠视，成为制约学科建设的重要因素。
周晓风（重庆师院）以《新中国文艺政策与中国当代文学》为题，指出当代文学研究需要
加强学科建设，这已成为当代文学界的普遍共识；当代文学学科建设需要进一步开拓学术视野
，对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历史审思及其与当代文学发展关系的探讨因而可能成为深化文学研究
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新中国文艺政策与中国当代文学之间关系的特点在于，第一，两者之间保持了一种基本上
协调发展的关系，并逐渐形成了文学服从于和服务于政策的关系模式。第二，新中国文艺政策
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特定的发展平台和合法性空间，因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
当代文学的内容和性质，并且规定了它的发展方向。第三，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历史局限也对当
代文学的发展带来某些限制和消极作用。
进一步的思考还表明，新中国文艺政策体系是不健全的，基本上只涉及到文艺的社会政治
性质问题，而没有就著作权问题、稿酬问题、艺术作品流通等问题作出明确的政策界定，因而
当代文学发展的合法性极其脆弱，不可能达到更高的历史水平。更重要的是，政策的作用是有
局限的，还必须在此基础上逐步构建有关文艺的法律法规，并与相亲政策一起形成合理的结构
系统，才有可能为文学的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
金汉（浙江师大）作了《逼近：人本与文本——世纪之交中国小说的深层变化》的发言，
他不同意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文学越来越不景气的说法，认为恰恰是在世纪之交中国小说令人可
喜地发生了深层变化。其标志就是：小说越来越逼近人本与文本。
80年代中期以前的小说，基本上是一种紧跟配合时代、政治、经济的附着在社会学层面上的小
说，这类小说或可轰动一时，但随着事件、运动的过去，小说自身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消失了，
很难具有持久的艺术生命力，原因即在于未能在社会生活的叙写中提炼出超越社会学层面的哲
学化主题和精神，缺乏永恒意味。而80年代中期以后的小说，不停留在社会学层面，在社会生
活的叙写中注意提炼、升华出超越社会学层面的关于人本、生命的哲学化主题。而这正是具有
永恒意味的主题。
所谓逼近文本，即80年代中期以后的小说，更追求小说文本所必具的审美特征，小说进一
步现代化，本体化，简言之，即：一个与作者基本脱离关系的叙述者，在虚构的文本上，演绎
一段生命的历程。小说更像小说了。
回到人本与文本，意味着文学新时期开始了。
靳大成（社科院文学所）的发言以《从“江湖”到“民间”——另一种文学现代性的解读
》为题，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之产生，不是源自“五四”，而是可以追溯到1897年梁启超、
夏曾佑等人倡导的“小说界革命”，正是这个文学启蒙纲领催生现代文学和现代思想的发生、
繁衍。当社会上流行“新小说”作品中江湖生涯，包括到上海来闯码头的叙事从吸引人的主题
最终变成了滥俗。于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将的创作实绩基本上排除了这个题材和主题。
但是“五四”和现代中国革命的势力，从来没有脱离民间和江湖，直到老舍的出现才又一次改
写了“江湖”。这里的“江湖”已经不同于宫白羽、王度庐的江湖，变成了“民间”。民间不
断成为中国现代文坛重构和破坏的力量，在完成建国和社会重构的同时，“民间”似乎在计划
体制内消失了。当农村改革游离出民工、盲流，在城市的社会中重新出现了民间社团和各种形
式的亚文化群体，文学视野中的“民间”已经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维度，这是理解当
代文化、精神等意识形态的不可回避的方面。
刘川鄂（湖北大学）就《关于我与池莉的论争》作了发言，他首先谈了自己为什么要写
《池莉论》，尔后又谈了此书引起的论争。他介绍说，1998年，湖北大学人文学院的几个同事
，拟对新时期以来已经成名的、至今仍然活跃在文坛湖北小说家各写一本专论，作为一套丛书
出版。《池莉论》2000年出版后反响较大，出人意料。《中华读书报》《中国青年报》《南方
都市报》等数十家传媒发表了介绍和评论，网上也热闹过一阵。漓江出版社《2001年度文坛纪
事》将此列为当年文坛热点之一。池莉本人有过反批评，视我的批评为“酷评”，斥责我未与
她交流就写书，还在好几个场合继续宣扬她的“文学是俗物”论、记者和评论家都是“瞎扯淡
”论。对此我也有一些应答。前后约一年半的时间，我与她处于背对背而非面对面的“冷战”
状态。
我对池莉的批评是有自己的价值尺度的，那就是人性的含量和审美的含量。我认为她的小说，
不能够丰富读者对人性的理解，不能唤起人们对诗意生活的进取心，不能给读者高层次的审美
愉悦。这样的观点是建立在我对她全部作品的阅读分析和对已有的100余篇研究她的专论的辨
析借鉴基础上的。
有了这一场论争，我认识到严肃的批评并不容易。它有三难：
一、批评家要有学术良知和深厚的学理，才能说服读者和批评对象；
二、被批评者要有正视的勇气和深厚的涵养；
三、不少地方是把成名作家当作“政绩”的一部分看待的，你批评某地某个作家，就被
潜在地认为有否定其“政绩”的可能。因此本地评论家批评本地作家更有难度。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简报
大会简报组 2002年11月9日 第3期
分组讨论第1组讨论情况
11月9日上午和下午，大会第1组进行了分组讨论，组长王万森、毕光明主持了讨论。王万
森（山东师大）首先发言，他说进入21世纪后，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诸多观念需要调整，
同时我们也有了一个积累、改进、提高、整合的机会。从80年代开始，我们是寻找一个姿态：
把文学作为文学来对待，即“文学本体的回归”；但90年代后，仅把文学当作文学来对待是远
远不够的。
张炯同志就文学的新格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新世纪之交，“多元化”格局正
在形成，从社会体制看，经济成分是多元的，有各种经济成分，如国企、外资、合资、私企等
等，尽管以公有制为主体，但多种成分并存。这个过渡期是很长的。存在决定意识是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原理，反映在思想意识形态上，文学的多元化格局是顺理成章的。在改革开放的形势
下，这些都已经是一个现实存在。因此，文学的题材风格走向多元化，从近年来的情况看也是
必然的。但是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提倡什么，坚守什么，反对什么，是需要冷静科学的分析的
，不能随波逐流。文学的价值不能以书是否畅销为唯一标准，历史上多少当时热闹的作品都灰
飞烟灭了，而好的作品经过历史的淘洗、检验仍有生命力，仍然被不同时代的人阅读、阐释和
批评，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和价值。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文学信仰。坚守真正的文学信仰。这
是关系到为民族文化积累财富的重要工作。
文学批评也在今天面临挑战。过去我们的批评被“文革”批评搞坏了名声，不大敢于说真
话了，好象比较直率的批评就是“打棍子”。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其实批评就是要坚持鲁迅的
标准：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要客观地对待作家作品。批评家拥有独立的人格和批评品格，很
多时候，批评家却体现为社会的思想权威。
来春刚（中央民大）在发言中说，我们这次年会的主题是研究21世纪文学的格局和走向。
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也很难达成一个统一的看法。但我觉得探讨一些基本方面还是必要
的。因为80年代后期“新时期文学”的提法不用了，90年代有人称之为“后新时期”。那么，
到了今天，应该适时提出一个新的概念，那就是“新世纪文学”。这倒不是一定要硬行规定什
么提法，是因为文学发展到今天确有新的内涵应予以注意。
首先是21世纪文学面临新的文化语境，可以说当前的文学在大众文化笼罩下的文学，在国
际上面临全球化的影响，在国内是新兴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君临，资本主义文化在文学领域
取得相当大的主导地位。在新富人意识形态下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学，它显现出鲜明的工业化
特征，批量生产带来的标准化、复制性，还有消遣性、消费性等等。作家成为匠人、写手、码
字的，文学作品变成产品，人们象买一双耐克鞋或一件阿迪达斯运动衣一样去购买、消费一本
文学作品。商品的法则贯穿到文学作品整个生产与流通过程。我想，作家、评论家都逃不脱这
个总的文化氛围。
再说“全球化”，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和而不同”，“和”即世界性的交流、交汇、互渗
，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但不能被人家同化，失去本土文化、传统文化的血脉。现在有些倾向是
在具体操作中把全球化理解为“西方化”、“美国化”、“好莱坞化”。比如在文学批评和文
学理论研究方面，总是用西方文化资源的“汽油”，驱动中国文学的战车，如何做到中西融合
值得注意。
在当前多元化格局中，文学三大板块（主流文学、精英文学、大众文学）互渗互动，相克
相竞，但大众文学的发展很迅猛，在它的冲击下，主流文学和精英文学都在调整。在全球化背
景下，在大众文化罩下，各种板块的文学都是适而求变，变中求生。但我觉得在变化中，应有
操守，一定要守住一条底线——这就是审美和对人类精神的提升。
蔚蓝（湖北大学）围绕“话语寻找与文本分析”发言指出，当下的文学批评过于热衷于在
泛文化范畴和全球化语境中寻找各种批评话语，刻意制造眩人眼目的批评热气，急于给予文学
现象命名。但这种纷繁的话语覆盖和文学命名，却难以准确涵盖丰富的文学现象，甚至与当下
的文学创作实践存在一定的距离，在批评界泛读或是不读文本，流于空泛的谈论的现象常常可
见，尤其是泛文化批评的泛滥，起了一种不好的学术导向，这对今后批评的发展，对文学创作
都是不利的，对高校文科研究生的培养也有一种负面影响。因此，文学批评话语的寻找与确立
，应该与对具体文学现象的观照，特别是要同文本的细致阅读和分析阐释紧密结合起来，文学
批评要去除浮躁心态，多做具体的建设性的工作，在对各种文本的理性穿透中丰富学术积累，
促进学科建设。
毕光明（海南师院）在“当代文学界应加强新时期文学研究”的发言中指出，1999年洪子
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后，当代文学研究界看到了回到历史情境的方法研究十七年文学
所带来的学术增值效果，以致当代文学研究中史的意识明显加强，十七年文学乃至文革文学受
到重视。但我们也看到，最近几年当代文学研究似乎出现了失调情况，即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十
七年文学研究，而新时期文学，特别是九十年代文学研究，投入的力量严重不足。当代文学批
评与研究的优势本来在于对于当下文艺现象的敏感，以及通过近距离的反应，发挥评论研究的
社会历史批判与思想文化建设功能，何况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的思想艺术价值比十七年文
学要高得多，但是，九十年代以来，在不断出现新的创作现象的时代文学面前，不少研究者却
退缩或转过身去，这不能不是当代文学研究基本性格的自我丧失。这种情况应当引起注意并有
意识地加以调整。十七年文学研究通常是一种外部研究，能从中发掘出的可以推动当今文学的
建设与发展的资源毕竟有限，把它留给研究资源日益枯竭的“现代文学”去开垦也未尝不可，
当代文学界还是应守住新时期这块阵地，不要怕无论多么纷纭的文学——文化现象提出的挑战
，像80年代的批评家一样，重探索精神甚于学术性，满怀激情，在与创作的互动中构筑我们这
个时代的精神守望高地。
另外，白烨、陈福民、张孝评、赵金钟等还围绕文学的民间化趋势、长篇小说创作问题、
后现代在中国的语境问题做了各自的阐释。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简报
大会简报组 2002年11月9日 第4期
第2组分组讨论情况
11月9日，大会第二组进行分组讨论由组长夏冠洲教授（新疆师大）主持。
中山大学中文系程文超教授在题为《讲述欲望的故事以后》的发言中，接续昨天部分与会
代表提到的“欲望写作”话题，指出：对欲望写作问题有两种态度：赞同和反对，观点截然对
立，但共同之处在于认为欲望和文化是一个二元对立，此消彼长，是颠覆与被颠覆的关系。其
实不然，那么，欲望和文化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孔子说：“先难而后得可谓仁矣。”他不反
对欲望的满足。孔子又云：“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仁者爱仁”。在苏格拉底看来，人的
欲望、人的需要就是城邦社会的起源。可见，文化是对欲望的叙述，它讲述的是一个欲望如何
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满足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它创造了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它的目的有二
：给心灵以栖息地，给社会以秩序。
因此，我们不得不考虑当前文化的焦虑问题。首先是要面对当前复杂的欲望表现；第二，
我们仍需要灵魂的拷问。我们必须在欲望主体之间的对话中，建构我们的文化价值。
赣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赖伦海教授以《为诉诸国民的发展而文学》为题，认为：文学在不断
被边缘化的同时，现在似乎变得有些自暴自弃了。在市场和机械复制的双重引诱之下，成为一
项急功近利，投资成本相对较低的经营性写作活动，其所拥有的理想之光已经渐近消失。
赖教授对当前文学现状深表忧虑，他重新提出了文学在当代文化中的作用问题，最后，他
引用福克纳的话强调：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人的勇气、荣誉、希望、尊严
、同情心、怜悯心和牺牲精神复活起来。
广西师大唐韧教授在发言中认为：多元化是一个与现代化同步的进程。和一体化进程有反
复、曲折一样，多元化也是反复、曲折的，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已经多元化，过于乐观。
以小说《父亲进城》为例，唐韧教授分析了目前多元化所受到的两种力量的夹击。
真正的多元化是对人性的穷尽，是不断地发掘、展示人类诸“元素”，不放过微量元素，
是当代文学的生长点。它的最终充分实现时，中国社会现代化和国人灵魂的现代化可能也就实
现了。
广东五邑大学李荣合副教授的发言题为《审美文化的虚无主义批判》，他认为，中国二十
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审美文化的虚无主义主要表现为：“中国话语失却论”，“人道主义美学退
场论”和“大众文化围墙论”。其实，90年代以后，中国审美文化，尤其是文学创作已经走向
成熟，其标志是强烈的主体独立意识和世界文学格局中文学的民族性的确认。
人道主义美学主要是指审美领域里的人道主义精神指向，它所强调的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实
现及社会对个体的人道关怀，在90年代的老一代作家和新生代作家的创作中均已得到传达。而
在以大众传播和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现代社会，经典文学艺术的边缘化是社会主体抉择的结果。
它对经典文学并非灾难，而是福音，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文化境遇中，经典意义上的文学艺术才
能真正以自由之身，全面发展自己的个性。
河南商丘师范学院教授宋立民以《文学：自尊的圆心、半径和五大走向》为题，指出，2
0世纪80年代，文学和文学家处于舞台的中心，无论是刀俎还是英雄。90年代，市场经济的发
展和价值取向的丰富使文学被挤到边缘。“价值”、“意义”、“生命”、“永恒”等“精神
现象学”退向圆心。从“与时俱进”的意义上说，与其说文学失去了位置，不如说它把自己本
不该负担的东西还给了政治、经济、教育、宗教。
随着文学半径的外延，文学将和其他行当一样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而非精神贵族的别称。
传统的“君子固穷”、“金钱有害”诸观念亟需转变且正在转变，以艺术为生命同时也以卖文
为生的文人应该在市场中得到自己应有的份额。高雅艺术和通俗艺术将同时成为社会的良心。
今后，作家将在市场的背景下向着书商、专栏作家、电视人、网络写手和跨文体纯文学写作五
大路向行进。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郭宝亮副教授在发言中探讨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民族性何以可能
？》的问题，他认为：进入全球化时代，文化的趋同性越来越成为不争的事实，由此，许多人
呼吁要保持文学研究中的个性特点，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但它却是无效的，最多只是一种美好
的愿望，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面对全球化，我们应该发问的是：在全球化时代文学的民族性何以可能？
全球化实际上是西方化，甚至就是美国化，在这个时代，经济强势的文化霸权对弱势文化
具有一种吞并效应，文化的趋同性不可避免。在此情况下，要想发出自己的声音，首先要融入
世界，而不是封闭。只有在世界性的话语基础上，才可能通过“误读”形成自己的话语系统。
来自浙江师大人文学院的金汉教授指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话并不严密，
正确的提法应该是“既是民族的，又必须是现代的”。如果仅仅是民族的，很容易被西方当作
猎奇的对象。只有既是民族的，又是现代的，才可能被世界真正接受。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两位
云南民族舞蹈家，刀美兰和杨丽萍。前者只是民族的，走遍了世界，但只是让世界知道了中国
的云南有一个少数民族的舞蹈是这样的；杨丽萍也是民族的但同时更是现代的（现代舞蹈语汇
、变形、象征），她走向世界，世界也接受了她。
《阿Q正传》是民族的更是现代的，阿Q这一形象是高度符号化、抽象化、象征化的。西方
之能够接受它，是因为从阿Q身上发现了他们自己。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系伍方斐副教授以《从情感、经验与形式看诗的合法性》为题，探
讨了当代诗歌的出路问题，认为诗的合法性根源于诗性，诗的衰落乃在于从形式到意味的诗性
的缺席。当代诗歌不仅正经历着比其他文类远为严重的边缘化，而且更经历着致命的自我异化
，即诗的散文化、戏剧化、小说化以至理论或政论化，其结局是诗的死亡。
诗歌面对的不是外在的诸如奥斯威辛或9·11之后能否写诗的问题，诗的合法性与可能性
决定于诗的内在，即诗歌特有的形式所蕴涵的诗性本身。情感的放纵与节制，经验的积淀与提
炼，以至感觉的官能化与神化，都只是材料与质地的问题，关键是对上述诸因素的形式化的转
换与处理。这表现为意蕴上其他文类无法传达的诗性或神秘性，以及与此水乳交融的形式诗性
。
天津军事交通学院中文教研室的倪厚玉副教授认为，从根本上讲，“全球化”就是强势文
化对弱势文化的一种渗透与干预。但“全球化”绝不是“西方化”。它恰恰要求中国文化在全
球文化格局中突显自己的地位。于是，挖掘本民族文学的潜在新质就变得十分重要。
尽管我们拥有庞大的专业科研队伍，但由于长期受到单一的条块式的学科建设思想的束缚
，难以打破学科之间的研究界线，难以将世界文学作为研究的参照体系，因此，造成了目前文
学研究封闭保守的严重局面。我们应打破现有的文学研究的格局，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广东肇庆学院的王敏教授谈到，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在人们普遍浮躁的心态中，当代文
学学科也要避免浮躁，急功近利的心态，塌实认真地开展学科建设，尤其是当代文学史料的整
理工作。现代文学研究会对学术规范的探讨，对17年文学、“文革”文学的关注，也提醒我们
不要自我设限，应该拓展自己的学术视野。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在重新勾勒一幅文化地图。我
们应该有对90年代文学热点的深入分析和全面探讨。市场经济走向下的文学传播与消费特点，
对期刊、出版业的研究等等。同时，现代文学史上曾出现过的沈从文、周作人、张爱玲等的“
消失”与“重新发现”，也提醒我们慎重地对待当代文学研究中新的“消失”现象。
金汉插话谈到文学史的三种写法，并提出了文学史写作的各种可能性设想。白烨谈到了文
学的民间化趋势问题，认为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但有关方面仍视而不见。他还认为，文学批
评在文学格局中也有边缘化的危险，现在的批评只能对应创作中的部分现象，对这种状况要有
认识，要有改变。杨匡汉研究员针对有关发言者提出的如何处理身边的历史等问题，结合自己
的研究经验，指出通常情况下，越是远的历史，就越容易把握。金汉老师所说的外省和北京的
差别问题，这个问题在资讯发达的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只要下工夫，文学史料的问题也能够解
决。杨匡汉研究员还提醒研究者要细读当代文学作品。金汉教授也认为，“一切都在作品中，
”研究离不开阅读作品。
最后，组长赖伦海教授对本组讨论进行了总结。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简报
大会简报组 2002年11月9日 第5期
大会第3组分组讨论发言
大会于11月9日上午举行分组讨论发言，第3组会议由组长王卫平、王新民主持，吴思敬、
古远清等十几位与会者先后就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发了言。
王卫平（辽宁师大）首先就《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整合与研究水平的提升》问题发言。他
指出，当代文学学科地位的提高，是一个十分重要而迫切的问题。尽管我们面临着许多偏见与
无奈，但关键还要靠我们去自救，靠我们扎扎实实的学术成果来说话。为此，当代文学研究就
要进行学术整合，就要提升研究水准。
首先要整合一些重大的理论与学术问题，从而奠定学科学术基础。比如当代文学政治学、
当代文学社会学、当代文学文体学、当代文学艺术学等等。要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提高研究
水平。尤其要注重支撑当代文学大厦的实力派作家作品的研究，比如像王蒙、王安忆、贾平凹
等作家的研究还很不够，研究者要真正以一种研究姿态和学术姿态来对待研究对象，从而使人
们看到当代文学有内容、有学术、有研究价值，而不是仅仅的是追踪和时评。
其次，不能脱离历史与文化语境来看当代文学中的某些现象，不能完全以今天的时尚、好
恶来衡量过去的文学，比如17年文学、80年代文学等等，因为作家的创作是彼时彼地的特定的
创作，作家不可能超越时代而存在。完全以现在的眼光来要求过去的作家应如何如何是不客观
的、不现实的，也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我们只能总结经验教训，比如对杨朔、秦牧散文的全
面否定是有欠公允的。
再次，当代文学研究要注重凝聚人才、蓄积力量、形成队伍。尤其要注重培养和选就研究
名家、研究大家，乃至于学术大师，这样才能被人瞧得起。为此，要特别重视专门刊物的创办
，要恢复《当代文学研究丛刊》，使它与《现代文学丛刊》并驾齐驱，从而在学术领地确立我
们的地位，有我们的发言权。
古远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发言中谈了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他指出，当
代文学学科水平与现代文学学科有差距，甚至差距较大。一是缺少经典性的文学史。洪子诚先
生的文学史目前是写得最有创意的，但缺陷是没有台港澳文学，与书名“中国”不符。二是缺
少王瑶式的文学史大家。在当代文学学科，评论家过剩，文学史家太少。三是当代文学史料学
的建设困难重重，尤其是许多档案不能开放，如“文革文学”研究查档案就相当困难。四是世
俗化、商品化风气影响学科建设，甜蜜的评论太多，像当代文学学会开年会，评讲人往往很精
彩地表扬一番，而不是对主讲人提出商榷质疑。五是缺乏会刊，如办会刊，不要办成追踪式刊
物，而应花力气放在学科建设的探讨方面。
张柠（广东作协）也就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发表了看法。他说，大家谈到当代文学的学科
建设问题，我认为首先要把这个问题当成一个真正的学术问题，而不要当成一个行政管理问题
。
当代文学研究与整个当代思想史，乃至当代社会问题脱节，这是造成当代文学研究陷入困
境的一个根本原因。当代社会文化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社会问题如此之多，当代文学研究
对这此提供了什么？作了什么发言？当代文学研究对某部作品、某个作家的封闭性研究，已经
越来越成为文学市场的合谋者。
将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纳入整个当代思想史研究的范畴，不仅涉及到对当代问题的直接的
判断，也从理论上要求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与学术史的沟通，并为当代思想提供经验变化的
现状。
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既是一个活动的领域，也是一个困难重重的领域，在这一点上，有
效的批评实践显得尤为重要。
王宗法（安徽大学）以《开拓视野，提升当代文学研究整体水平》为题发言，他指出，当
代文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又是一个汇纳百川的最新学科领域。因此，从事当代文学教学与研
究，决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代，尤其不能只埋头于某一块，如诗歌、散文、小说等等，应当全面
涉猎，不管喜欢不喜欢，都必须了解以至于尽可能熟悉，此其一；其二，还应当了解古代、现
代以及世界各国文学；其三，还应当了解与文学相关的其他学科的历史与现状。只有这样，才
有可能在当代领域有所发现，有所推进。
现在，当代文学很活跃，真正深入的富有个性的研究，与大量浮光掠影和泡沫式的研究并
存，特别是有些身在当代文学领域又不认真了解更不熟悉当代文学历程的人，往往大言不惭，
妄自尊大，随意贬低乃至否定当代文学已经取得的成就，这是自倒旗帜，哪能怪得别人不重视
、不尊重当代文学呢？对于这种现象，学会应予以重视。
为了提高当代文学学科整体研究水平，学会领导在召开每届学会时应确定一二个相对集中
的主题，作相对深入的专题研究，并严格控制发言时间，且应以自由发言为主，可望搞活本会
学术研究气氛，为端正学风，深化研究发挥更大作用。
无论有多少轻视与非议，当代文学不但是对现实影响最直接的学科，也必将是一个最有生
气的学科。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平静的心态，不受世俗利益的干扰，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历史会公正地作出自己的正确结论。
张晓琦（黑龙江社科院文学所）认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两个主要层面，一是作品及现象
的跟踪批评即时评，一是文学史写作。对前者，我们应坚持知识分子立场，保持学术良心和学
术理性，在追求高境界的目标下踏踏实实地从一点点小问题做起，对中国目前的批评语境能有
比较清醒、全面和客观的了解和把握，尽可能持有宽容心态。就后者来说，应鼓励独具特色的
创新式写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经典著作的诞生准备条件，因为现在还不是能够产生这种
著作的时候。大学最好少搞千篇一律的低档次的教材，或者取消当代文学史课程，搞成当代文
学选讲好了，让搞当代文学教学的人凭自己的本事去自由发挥。
新时期文学九十年代以来存在一种潜在的宏大叙事倾向，只不过是通过了象征化和寓言化
的形式而已，这是一种值得研究的现象，它说明，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真正实现了个性化写作，
所谓的私人化写作便可纳入到这个文化语境中去理解，而并没有成为真正的主流。人们通常认
为的新时期文学之前建立起来的宏大叙事传统已经彻底瓦解的判断，因而是不准确的，改变的
只是宏大叙事的价值取向，而不是宏大叙事本身。
赵全钟（信阳师院）在发言中表示，他同意陈美兰教授大会发言中的观点，我们的文学批
评要建立自己的历史个性，不要一味地套用西方的理论。借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成果对建立我们
自己的理论批评体系有很大的帮助，但完全套用，却没办法说透我们自己的文学现状。注重我
们自己的理论批评传统，对于恰当地、正确地评价我们这个有着很强的写意性与抒情性传统的
民族的文学会有更多的益处。批评要建立在对文本的阅读的基础上，不能凭借一种理论去自说
自话，自言自语。更不能哗众取宠，一篇文章中用几个标准去说话。对于批评者来说，下一番
功夫是重要的。一些批评者热衷于玩语言包装，捉文字迷藏，要还原语言的工具性功能，不能
再进入一种新的“文言”套子中。否则，批评就变成了文字游戏，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对于“
中间代”诗歌入史问题，他认为还存在相当大的困难。他们的作品虽然在价值反叛上给人带来
了一些震动，但没有提供新的诗学意义上的东西，反而在语言、意境、结构等方面降低了其作
为诗的存在价值。我们可以允许一切东西的存在，但对于文学，我们还是应坚守底线。
钱旭初（江苏电大）认为，在当前一种普遍的焦虑中，应注意以更宽容、更包容、更开放
的姿态，接纳各种现象。焦虑是一种姿态，但不能焦躁，不能偏激。关于文科建设，他指出应
从其逻辑起点开始，跳出预设的框架与理念进行研究；另外，还需要扎扎实实地进行资料研习
，作品阅读和现象梳理。
李建平（广西社科院文学所）就《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看法》谈了三点意见：1、打通现当代
，讲了十来年，似乎进展不大，还未成为主流思想。可能还得强调一下，强化此意识。提出可
否专门就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交汇问题开个研究会的建议；2、不时跳出“中心话语”，在圈子
外对当代文学研究做一番考察，创建一种或几种新的文学史建构。目前的当代文学史著作，除
少数几部外，绝大多数是雷同的；3、注意一下地方文学史著作。近几年，已出现了十余种地
方文学史，如广东、上海、福建、湖南、东北、贵州等，我所的广西当代文学史也已完成。参
阅的意义：一是扩大视野。这里沉淀有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作家作品；二是吸纳地域文化。地域
文学依托人文地理，地方传统文化生成，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蕴育出不同的文学模样。这里的
社会政治因素较少，人文要素含量较高；三是可以在摆脱“中心话语权”的束缚中，形成某种
野性的文学新思维。如此可为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增添新元素。
吴思敬教授主要介绍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会刊等有关情况。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简报
大会简报组 2002年11月9日 第6期
第4组讨论述要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12届年会8月9日进行小组讨论，第4小组在组长崔致远（河北师大
）、李平（中央电大）的主持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多次出现争论，现将讨论的话题及有
关观点概述如下：
一，“文学精神”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当前文学创作的致命弱点在“精神”的“侏儒
化”倾向，没有真正的“大家”与“大师”，难见经典，难以通过文学看到一个民族的精神理
想追求，难以通过文学使人达到审美境界。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文学精神被不断“消解
”和“解构”，被一种所谓的“欲望写作”、“身体写作”等时新观念所影响。因此，有的专
家呼吁面对机遇与挑战，文学首先应当“魂兮归来”，重铸文学精神。也有专家不同意这种看
法，认为文学长久以来没有摆脱“文以载道”的宿命，而现在文学渐渐回到了自身，是文学发
展最有成就的时期，身体写作是身体的觉醒，而多少年以来，身体是被遮敝的，身体之美被埋
没。也有人认为这种“身体写作”是“无耻文学”，是丧失了羞耻感的人欲表演，是肉体渲汇
，是“身体”对“精神”的消解。总之，在“精神写作”还是“身体写作”的问题上，发生了
激烈的争论，对如何评价欲望、物化对精神的消解存在不同的理解。
二、如何认识“十七年文学”。有许多学者谈到“十七年”文学不好讲，不好评价，在讨
论中交换看法，也发生了争论。有人认为，十七年文学没有多少价值，不过是政治观念的图解
，尤其是“文革”时期的文学，是远离“人”的政治符号。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一种简单的
认识，是不了解历史，也不愿意深入理解历史和文学的结论。有一种意见认为，十七年文学甚
至文革时期的文学有较高成就，甚至后来的文学也未必达到那种成就。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
十七年产生了一批至今还有很强生命力的作品，可以称这经典或称之为“红色经典”。这些作
品之所以还有生命力，是因为这些作品提供了后来的文学所淡化的一些因素，这就是民族的、
人的精神。这一时期的文学是具有创新精神的。总之，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分歧明显，甚至尖
锐对立。
三、扩大文学研究视野。在讨论中，还涉及到儿童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网络文学及电视
文学等话题。有人认为，当今传播媒体的多样带来了文体的多样，所以文学研究不能仅仅局限
于过去传统的文学概念和文体概念，而应当扩大视野，用文化学的观念、美学的方法研究各种
媒体中的文体，包括电视媒体中的电视文学、电视纪实或专题片、电视剧等。总之，如果不扩
大文学研究的视野，就很难全面把握这个多样化的叙事时代，也很难准确把握时代的文化精神
和文化特征。另外，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的手法显得陈旧，很少借用新的传播媒体。文学研究
和评论的文体及话语都相对滞后于文学文学创作。
四、建立科学的学科意识和批评标准。在讨论中，很多人感到批评标准的不同，文学观念
的不同，导致对同一文学现象的大相径庭的评价和判断。但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或科学，亟
需建立相对科学的学科意识，使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走向规范化，学理化而摆脱情绪化。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简报
大会简报组 2002年11月9日 第7期
分组讨论第五组讨论情况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12届年会大会第五组的分组讨论，在组长蒋原伦、耿建华的主持下
，与会代表主要就“先锋文学”问题，创作与批评问题，文学的“商品性”及女性主义写作问
题，进行了热烈的交流。
蒋原伦教授在题为“关于当代文学‘纯文学’努力”的发言中，对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兴盛
一时的“纯文学”创作作了阐述，认为新时期文学经过“拨乱反正”，到80年代中期发生转折
，出现了“纯文学”的创作潮流，其背景是西方现代文艺思潮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纯艺术”传
统，以及五四以来一以贯之的“干预生活”对审美感觉的长期压抑。90年代以后，由于社会生
活的剧烈变化和大众传媒的兴起，这种“纯文学”努力受到挫折，文学批评向大众文化研究转
向，“纯文学”面临危机。这一段短暂的历史，值得总结探讨。
对于创作与批评的脱节现象，许多人表示不满，一致认为，文化批评不能代替文学批评本
身，文化研究不能忽略文本；文学批评应从文本出发，最终仍应回到文本。李炎教授在题为“
构建当代文学的研究模式”的发言中提出：应对各种影响当代文学发展进程的话语进行梳理，
大致有几个方面：1、中国传统文论话语；2、西方古典文学、文论话语；3、前苏联文学、批
评话语；4、西方现代文学、文论的话语；5、中国民间文学、民间文化的话语。也有的同志认
为，批评有自己的主体性，批评家对文本作再阐释，有误读，是很正常的。
王耀文副教授对“民间话语”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功能作了强调，认为民间话语是我们本
土的重要思想资源，它是以一种混沌的状态出现，愚昧与智慧不分彼此地结合在一起，最具原
创意味。民间文本与文学是一种双边互渗互动的方式，文学批评的工作是对它的剥离、理解、
阐释。现代文明的最大困境就是缺土，我们已经割断了与土地、自然的联系，知识增加而智慧
减少。民间文化是我们返回大地，回到常识的重要通道。我们可以对民间文化保持一种理性的
警惕，但千万不能排斥它。这是一种互动的研究，巴赫金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的解读，为
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杨四平认为，当代的先锋文学大体可分四类：“下半身写作”、“知识分子写作”、“民
间写作”和“思想者写作”，构成一个庞杂的写作系统。在先锋文学面前，批评失语了，缺席
了，有些人以虚妄的态度，有意制造审美距离，不是用心去感受文本，再从文本中走出来，审
视文本，从而有自己的想法和发现。还有人提出，要“扫荡肉身写作”，其实有些草率，对于
这一类作品，我们需要改变惯有的阅读方式，要留意它是一种身体政治，是一种对权力的认识
和对身体的社会性的发现。如果能真正理性地进入先锋文学，那就不会拒绝、误读和割舍它的
。
荒林副教授就文学生产时代的文学批评作了发言，将批评分为“时尚批评”、与“学院批
评”，认为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有其自己的价值标准，这种价值标准目前尚未确立
，随着市场经济的熟，将会建立合理的评判标准。
薛翠微副教授对当下文学创作中出现的“虚拟现实”的倾向作了初步的论述，她认为，一
些文本已经显示出这样的迹象；文学成为文学自身的目的，描摹现实的同时就在否定它，现实
成为虚拟。比如在卫慧的《上海宝贝》中，作者在虚拟的“自己”身上发现随心所欲的快乐，
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虚拟的上海花园，使他们可以在这个花园里无拘无束。这种“虚拟现实”的
方式，是作者和读者共同释放压抑与紧张的最佳方式，表明文学找到了简单而有效的表现途径
，文学成为文学自身的主题和目的。虚拟艺术使我们的灵魂与真实世界拉开距离，虚拟现实作
为审美对象，已经产生极大的影响并将继续拓展自己的领域。
任一鸣教授以“思想的存在是女性文学的希望”为题指出，追问意义理应是女性文学永恒
的精神动力。文学对身体的描写，是指向意义还是指向虚无，其品质品位高低，是有区别的。
如果说陈染、林白的文本，在男性中心文化的“围城”中，进行着决断而无奈的突围的话，那
么，卫慧、棉棉们与此恰恰相反，她们既是掉进男性中心文化的牺牲品，又是男性中心文化的
共谋者。借用西方女性主义的核心概念“社会性别”来说，自然性别是与生俱来的，不可改变
的生理性别，而社会性别则是后天的由父权到社会意识形态对人的一系列强制性的文化设定。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最终指向是更为人性的两性未来，建立双性和谐的文化氛围。在美学意蕴
上，则走向性别诗学的建构，这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彼岸。
一头华发，满面红光，在漓江荡漾的碧波上眺望着远方，仿佛思索着什么。他，就是著名的当代文学研究专家，革命文艺理论家朱寨同志。
虽然已是满头银丝，但从那挺直的腰板，豪放的笑声中，我们丝毫看不出朱老已届耄耋之年。今年，适逢朱老80寿辰及从事文学活动60周年，为此，在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开幕式上，主办方举行了简短的庆祝仪式。当代文研会常务副会长白烨受研究会委托致贺辞，广西师大中文系研究生代表向朱寨同志献花。朱寨诚恳而激动地表示：大家给他的荣誉令他十分不安。作为一个文艺战线的老兵，作为一个从延安走过来的人，给他的荣誉其实应当看作是对党的文艺政策的敬意。他表示愿意借这个机会，把此荣誉作为向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的献礼。
这位文学界的老前辈，将生命中最宝贵的年月都献给了党，献给了祖国的文化事业。他是什么时候对文学产生感情的？又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他如何看待文学和革命？……带着这些问题，我采访了朱寨老先生，请他讲讲当年的事。朱老的讲述非常生动，记者不用多加修饰，就是一个颇富传奇色彩的故事了--
1937年，我正在山东平原县乡村师范一年级读书，突然传来了抗战打响的消息。当时，平津已经沦陷，日本正向南方推进，眼看着一架架飞机咆哮着从头顶掠过，同学们群情激愤，谁都不愿做亡国奴。
头天夜里，远方传来了隆隆的炮声，大伙儿再也按捺不住内心澎湃的激情，自发涌到火车站登上了南去的列车。虽然有的老师也跟着来了，但一路上还是学生会在组织带领。到了济南，校长也跟来了，但是，省内还没有明确是否收容我们这些流亡学生，大家只有随着战事的进展一步步流亡：从泰安到济宁，从济宁到河南许昌……其他山东的中学也都汇集到了这里。于是，许昌成了一个流亡群众的暂时聚集地。北京等大城市的书店，如东方书店等也撤到了这里。这下，大家可有事了。虽然很少上课，但心头的紧迫感逼着同学们读书自修。
当时的学生都爱好文艺，爱读社科类的书，如《文艺阵地》、《七月》、"生活青年自学丛书"等。艾青、曹白、董平等爱国作家的作品以及"新四军通信"更是瞩目的焦点。爱文艺成了进步的标志，同学们组织了全校范围内的读书会，打破了班与班之间的界限，在学习、生活等方面都互相帮助。我们由山东省教育厅和国民党教育部负责，组成了"山东联合中学"。后来，又沿汉水西行，辗转流徙到了湖北。我所在的乡师安扎在均县，学生们经常打破各个学校的界限，互相听课，交流读书心得。我们最喜欢鲁迅作品的尖锐激昂，鲁迅先生推荐的作品也是每本必读，如《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以及高尔基的《母亲》、《在人间》，《猎人笔记》等。当时没有课本，我们国文课学的是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读书、学习之余，还经常出墙报。时任济南一中教师的李广田先生就经常和学生一起办墙报。侯金镜先生主办的《火星》在同学中也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的校长宋还吾是蔡元培的学生，受导师"兼容并包"的影响，他能够容纳共产主义思想，因此，学校里有进步的空气，可惜后来他受到国民党注意，学校被解散了。
那时，
全国各地的许多中学都汇集到四川，我们也从湖北流亡到四川，一路上把脚印留在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在四川被整编为"国立第六中学"，《红岩》里就曾提到过我们学校。李广田在这里办起了主要发表学生作品的刊物《煅冶厂》，我在上面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麦子秀穗的时候》，但是当时没有署名。之后，我一直坚持与李广田先生通信。不久我的另一篇文章在《华西日报》副刊上刊出。从此，我也许算是走上了文学道路。这前后，由于我们读书会受到了正统的校领导注意，我也成了颇受关注的人物，学校频频警告，我面临着被开除的危险。只有离开，到延安去！
虽然我是先发表文章，后去的延安，但在我的心目中，写作就是从事进步活动，文学是革命的象征，我非常向往那些进步作家，正是他们把青年引上了革命的道路。从我在油灯下孜孜不倦地阅读那些进步作品开始，我就已经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
1939年，朱老只有17岁就到了延安，次年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毕业后留在鲁艺文艺理论研究室工作。抗战胜利后奔赴东北，担任东北局文艺处处长。1954年，朱老调到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后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长期领导当代文学的研究，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最早的创立者之一。今天，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名誉会长，80高龄的朱老仍然时时关注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和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
与老人交谈的过程中，不时有青年来请朱老合影，他都一一欣然接受，按照对方的要求予以合作，丝毫不摆名人架子。在和后辈合影时，朱老笑称自己是个免费道具。从他那谦和宽容的笑容里，我看到了一个长者的大气和胸襟。
许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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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你会在何处停留？
看电视的人多了，读小说的人少了；电影导演成批地买断小说改编权；清贫的小说家改行"触电"；网络写手一夜成名，传统媒体话语垄断的时代即将终结……
随着时代的发展，媒体的触角涉及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往安坐象牙塔的文学也避不开新兴媒体声光色的辐射，产生了微妙却深刻的变化。新兴媒体对文学的影响有多大？这种影响是好是坏？文学在面对诸多新的表达方式时，是否能够坚持自我？文学会被电视、电影甚至网络替代吗？……
不久前，在桂林召开的当代文研会第十二届年会中，将"新媒体对文学的影响"列为议题之一。"文学因媒体影响而产生的变化"引起了诸多专业研究人员深深的思索。有部分学者就此作了发言。本报围绕此话题对与会部分专家进行了专门采访。
在文学殿堂里，一个个鲜明生动的文学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比起需要理性过滤和思索的文字，影视形象无疑更加直接简单，更容易占据大众的心灵。新兴媒体以其明白易懂的通俗化表达方式抢走了许多读者，文学在当代文艺形式中，到底处在什么位置？张柠（广东作协创研部著名批评家）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文学是一切艺术的母体。当文学讲故事的时候，其写实的表达方式多数已被电视镜头取代，如与报告文学对应的专题片、解说词等。电视缩小了文学的地盘，一部分人因而对文学失去了信心。然而，文学是各种文艺门类的母体，是最基本的，它为其他艺术形式提供最原创的东西。电视改变过程中去掉了文字，回归到简单情节，无法表达细节。而文学和文字是一体的，人最隐秘的变化是通过文字表现的，画面不能表达的东西正是文学最有意义的部分，这是文学存在的最基本理由。文学作品是否成功在于作家如何表达，是否提供了那最有意义的部分。
无数"戏说"、"外传"型影视的流行凸现了大众的审美情趣。剧本的改编和再创作使得许多"触电"后的作品失去了原汁原味，有的甚至面目全非。然而不甚满意的小说家们在巨大利益和市场行情的面前三缄其口。以后的小说和电视剧本会不会都遵循先播电视，再出"电视小说"的规律呢？电视改编对文学有多大影响？张德祥（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在接受采访时说：电视改编不会对文学有很大的直接影响。电视改编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对部分作家也产生了影响，使他们在写作的同时注意到自己的小说能否被改编，甚至改行写剧本。电视改编是一种再创作，改编的同时也是流失。但是，小说改编为电视剧其实是文学换了一种媒体，通过形象化手段进行传播。众多群众是通过电视屏幕来接触文学的，电视这种新叙事文体，改变了人们对文学的传统接受方式。但电视不会对文学有很大的直接影响，文学的原创性是无可替代的。
比起电视，电影的高投入，大制作和独特拍摄手段的运用使其得以更能表达一些人性内在的元素。这样的电影角色是否诞生于文学形象？或者是电影赋予了文学更活跃的生命？许文郁（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谈到电影和文学的关系时提出：强化与简化同在。随着电影的发展，它与文学的关系也越来越受到影人的重视。许多经典电影都是从文学作品改编的。象观众熟悉的《乱世佳人》、《巴黎圣母院》；中国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周渔的火车》等等。电影借助它独特的形象语言，对小说的内容进行了强化或简化，如电影《红高粱》通过摇镜头和红色等强色调的运用，突显出原始生命力的张扬；又如大牌演员的表演，不仅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还可以赋予人物内在的深度，象由费雯丽扮演的《乱世佳人》中的斯佳丽和《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红旗谱》中的朱老忠等，都强化了受众对小说人物的印象。然而，电影由于生产的大众化，毕竟要考虑市场。因此，在借助文学的同时常把文学文本内在的丰厚内涵简化、淡化了。把一些精英的东西大众化了。如《乱世佳人》把《飘》中反映美国南北战争和民族状况的内容淡化，变成了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
我们以往认为思维和语言文字是一体的，但语言文字在表达思想上有很多局限和不足，有时文字并不能表达作者真实的思想。网络可能为文学换上崭新的表达方式。通过网络的多媒体功能使接受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体会作者真实的意愿。另外，网络不仅仅打破了文学发表中权威话语的地位，使更多"文学青年"有了展现自我的机会，也更便于捕捉流失在民间的、处于不自觉形式的精彩片段。网络使文学更能够反映真实生活。张柠提到：网络拓展了文学的空间。网络的自由传播拓展了文学的空间，它为在上面创作的人们提供了被认识的捷径。短促的句式、简单意想等特点使得网络文学具有容易被大众接受并流行的要素，它不象传统文学那样需要给人以精神领域的震惊，只要具有消费性即可。
究竟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作品？九丹和卫慧都因一部争议颇多的"文字作品"而成名，"北京娃娃"春树等人也纷纷效仿。与其说她们是文学青年，不如说是媒体明星更恰当些。白烨（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在发言中指出：媒体炒作暴露了批评的不足。文坛"以期刊为阵地的严肃文学"、"以出版为依托的大众文学"、"以网络为媒介的网络写作"的三大领域彼此分离又互相联系。严肃作家被通俗化包装，网络写手和传统作家写作领域的相互介入等构成了它们之间的纽带。由于媒体炒作过度，目前的文坛缺乏专门的书评，迫切需要有专人给读者一个真实的看法。
九十年代末，由编审制度把关建立起来的文学门槛被追求利润的出版商们用大幅的海报、刺激视听的广告语冲垮。媒体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使得文学的地盘逐渐缩小。面对无法抗拒的市场规律，一向以精神领域的富有者自居的作家们有些动摇了，有的甚至改行与新型媒体联手，不再创作，而是"制作"。
批评家在大众话语面前不知所措，读者也日益迷惑，在神圣的口号纷纷被颠覆的年代，人们还能坚持什么？蒋原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认为文学和媒体发展的关系中已呈现出：批评缺席，媒体价值观建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当代文学建构起"纯文学"的神话。到90年代，这个神话破灭了，导致其破灭的原因之一就是媒体技术的发展。媒体的扩展使文本生产速度超越了批评、整理速度，产生批评缺席现象。媒体看收视率、排行榜的价值观以及纯熟的操作手法影响了文学创作走向。由于社会变动，以往的价值观不能照搬，文学边缘逐渐模糊，批评话语无法解释当代文学新兴的各种现象，使得批评家由批评转向了文化研究。
时代在发展，技术在发展，媒体在发展，文学自然也不会故步自封。在这纷繁变迁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在不停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包括文学家，也包括集结一切人类精神中优长与深刻的文学。它将一如既往地冷静，维持自己的距离和神圣，还是会俯身与时代诞出的新兴媒体手段更深切地联姻？我们期待着……
许苗苗
